本研究借助實驗語音學的方法,考察十二名老撾中級水平漢語學習者普通話單字調及上聲相關兩字組的的產出情況。實驗材料中,單字調包含陰平、陽平、上聲和去聲四個調類,每個調類四個例字。兩字組設計八個組合,涵蓋了上聲作為前字和後字的所有情況,且每個組別又分別設計了真詞（即真實存在的詞語）和假詞（由兩個真實存在的單字組成一個不存在的詞語）。實驗結果顯示,單字調中,老撾中級水平漢語學習者雖然相較中國學生而言,存在整體調域偏窄,上聲調長明顯偏短的情況,但基本能掌握普通話四個聲調的調型,且能較好地在產出中區分陽平和上聲。在兩字組中,大部分老撾學生能掌握上聲相關的變調規律,但在假詞中的產出準確率要低於真詞。從組合來看,無論是真詞還是假詞,上聲+上聲組合的偏誤率都最高,發生偏誤的上聲前字均誤讀為半上,同時這個組合中的上聲後字也容易出現偏誤,發生偏誤的後字均誤讀為陽平。從上聲三個變體的產出情況來看,老撾中級水平漢語學習者的半上習得情況最好,其次是全上,最後是升調,這說明老撾中級水平漢語學習者尚未真正內化與普通話上聲有關的音系知識。本研究填補前人研究中關於老撾留學生兩字組實驗材料假詞部分的欠缺,對老撾學生的上聲及其相關變調的產出進行深入考察,全面揭示老撾中級水平漢語學習者在產出上聲及其相關變調時存在的偏誤,為上聲及其變調的教學策略提供依據。

本文辯證地吸取了清代評點派紅學的合理內核,利用《周易》的義理和象數層面的方法對《紅樓夢》文本的內在意義進行分析提取,從而認為《紅樓夢》一書在對儒家的禮教思想進行批判的同時也藴藉著對原始儒家思想進行肯定、復歸的傾向。本文首先簡要回顧了紅學史中的易學評點派,試圖論述易理批評在紅學研究中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既而認為易理闡釋的方法論依據在於卦義和人物義理的「合義相通」。最後則以易理批評為實踐闡釋《紅樓夢》中的人物秦可卿在義理層面合於《周易》中《姤》卦,北靜王在義理層面合於《復》卦;《姤》《復》二卦的旁通關係在《紅樓夢》文本中也體現為兩個人物的實際關聯,從而進一步論證易理方法在探尋《紅樓夢》文本內部意義層面的一定的實用價值。由易理批評而導源出的人物義理也在相當程度上對理解《紅樓夢》的書旨、思想傾向具有助益,對進一步重估《紅樓夢》與儒家思想的深刻聯繫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從源頭進行垃圾分類一直被認爲是解決城市固體廢物的最有效的方式,但是受限於發展中的國家資金短缺和居民意識不足,難以在全社會長期實行垃圾分類。因此,本文通過構建政府和居民之間的博弈模型,分析我國居民關於垃圾分類的最優行爲決策和政府對此的最優收費決策。研究顯示,居民的垃圾分類行爲與政府的收費政策,與其自身的環保意識和垃圾分類成本等有關,政府可以通過宣傳垃圾分類,改善城市生活垃圾分類管理政策來引導和促進居民進行垃圾分類達到垃圾源頭減量化的目的。發展中的國家政府實行固定收費能有效的提升居民垃圾分類的意識,使得社會環境得到改善。

搭配和類聯接是二語詞彙習得的重要內容,類聯接是詞語組合類別的抽象表達,搭配是類聯接的具體體現。基於語料庫,採用中介語對比分析法,以漢語學習型詞典中動詞的例證搭配及類聯接信息展示為文本,對現代漢語的常用動詞「進行」進行實證分析,通過考察偏誤現象,得出的結果可以為漢語學習型詞典的編撰提供借鑒和啟發。考察具體分為兩個層面,其一是分析漢語學習者「進行」這一詞語的搭配情況和類聯接形式以考察其習得的現狀,其二是探討漢語學習型詞典在搭配的例證收錄和類聯接信息展示方式的特點。分析結果發現,漢語學習者與本族語者在動詞「進行」一詞的搭配和類聯接方面差異較大,漢語學習型詞典在搭配方面的例證呈現典型度、搭配信息詳細性及詞義辨析範圍等方面存在不足,在類聯接信息展示方面也存在信息展示隱形化及脫離學習者實際等問題。

托尼・莫裏森的小說《慈悲》講述一個發生在十七世紀殖民時代美國的故事,此時蓄奴制處於萌芽階段,種族和性別衝突開始出現。本文運用黑人女性立場理論,主要分析故事主人公弗洛倫絲及其經歷,探討其如何從一個柔弱和無知的小女孩轉變為一個堅強和獨立女人。白人女孩簡和鐵匠在故事中扮演黑人女性立場理論中圈內局外人的角色,他們在弗洛倫絲的自我身份構建中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幫助她拋棄了舊的、錯誤的立場,樹立起一個全新的看待自己、看待社會邊緣群體、看待蓄奴制的立場,最終重新定義和評價自己作為黑人女性的身份。最後,通過在奴隸主雅各的大房子裏寫下自己的經歷,弗洛倫絲將一個非籍女性奴隸的觀點,注入白人男性至上的社會主流意識中,而這新的知識使得社會邊緣女性的聲音不再被忽視。

薛琪瑛自「五四」新文化運動始,持續開展了近二十年翻譯活動,身體力行積極參與了二十世紀初期中國「新女性」身份構建。《青年須知》是薛琪瑛唯一一部非文學類文本的翻譯作品,主題為青少年生理衛生健康知識的科普。本文通過詳釋薛琪瑛的翻譯與實踐,剖析《青年須知》翻譯文本的演繹,還原並審視翻譯實踐參與性別書寫及身份構建的歷史現場。

Laparoscopic sleeve gastrectomy (LSG) is widely accepted bariatric procedure due to its simplicity and effectiveness. Despite its advantages, the traditional approach to LSG can be associated with various complications. This study introduces an innovative three-port technique for LSG, aiming to reduce operative complications, shorten hospital stays, and potentially lower the overall costs while maintaining or improving weight loss outcomes. We meticulously detailed our innovative three-port technique of LSG and evaluated its safety and efficacy through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116 consecutive patients. Key metrics such as operation time, complication rates, and weight loss were assessed. authors declared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The innovative three-port LSG procedure demonstrated a mean operation time of 90.13 ± 5.68 minutes. Patients exhibited significant weight loss post-operation, with mean reductions of 11.57 ± 5.09 kg after one months, 19.75 ± 6.57 kg after three months, 26.85 ± 7.60 kg after sixth months, and 28.86 ± 11.23 kg after one year. The safety profile was favorable, with no serious complications as classified by the Clavien-Dindo classification at 1, 3, 6, and 12 months follow-up. The three-port technique for LSG is safe and effective method that offers significant advantages over traditional LSG approaches, including potentially lower complication rates and improved patient outcomes. This technique represents a significant innovation in bariatric surgery, warranting further adoption and study.

西方人類學者齊爾茨（Geoff Childs）與巴爾金（Gareth Barkin）,金斯頓（Ben Kingstone）分別在2004年和2014年對海外藏人婚戀狀況開展過田野調查,寫成〈再造認同：用圖像提高南亞流亡藏人的出生率、促進族內婚〉和〈達蘭薩拉的約會〉,兩篇文章前後相差十年,透露了南亞藏人婚戀行為及特徵的發展變化。本文以該發展變化為靈感,根據筆者在尼泊爾、印度、不丹藏人社區的田野調查,將通婚圈作為討論對象,來分析背景各異的南亞藏人群體在擇偶通婚上存在何種普遍規律和特徵?通過參與觀察和訪談,後續追蹤和論證,本文得出如下結論：南亞藏人在特殊歷史、傳統習俗禁忌、民族主義和現實政治的 「招魂」下以圈層結構的族內婚為主,但以「資本」和「生境」為考量的跨區域、跨族際婚戀已是大勢所趨。本文由五部分組成,分別為：介紹南亞藏人、提出問題、綜述前人研究、介紹民族志案例、最後做總結。通過前期田野調查和論述,本文認為南亞藏人群體分散各地的現實處境及其特殊離散歷史激發了通婚動力及對象的多元化,且呈現了一幅以資本和生境為指標的擇偶圈層圖。該圈層圖具有：由「低流動性、強民族主義和強集體主義」到「強流動性、弱民族主義和強個人主義」的歷時性變化特點。

本研究目的有二：首先基於視頻故事成為手機廣告全球化的趨勢,提出一套普遍適用的整合性方法框架來識別視覺凝聚與說服效果如何達成。方法架構建築在多模態分析及系統功能基礎理論之上,並更詳盡地納入源自電影學的視覺操縱手法,包括攝影機和被拍攝體分別可以運用怎樣的運動機理來合共構成視覺強化和異化效果。第二,研究通過一則多重運動視覺設計進而形成觀點和權力流動效果的華為視頻廣告案例,進一步示範之前的方法架構可以如何進行具體的視頻廣告分析。通過該框架的運用,文章解構了華為「放權式」視覺表現如何兼顧產品性能和品牌價值等多重目標,並企圖見微知著地揭示案例所呈現的視覺策略與中國威脅論及企業的中式管理哲學之間的深度關聯和生命力。

本文對澳門行政法中行政機關的制規權,行政行為的合法性標準這兩個重點問題進行了系統且深入的梳理,將其置於具有一定法治成熟度的我國內地、我國臺灣地區、美國、法國、德國等國家和地區的相應制度中進行比較,審視其獨特性、長處和不足。本文發現,澳門行政法中的行政行為合法性標準是嚴密的,不存在明顯漏洞,能夠確保行政機關的行為處於法律之下,「權力偏差」這一較有特色的法律術語的含義也為成熟的司法解釋和學說所澄清;然而,法律授予行政長官寬泛的獨立行政法規制定權,卻使得行政機關的權力未能受到充分約束。此外,澳門行政法區分無效行政行為和可撤銷行政行為的制度,為法、德等一些大陸法系國家所共用,非常值得我國內地借鑒。

The following is an edited transcript of the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 23^rd Anniversary Honorary Doctoral Lecture by Kishore Mahbubani on March 27, 2023. In this lecture, Mahbubani argues that while Asia has made great leaps in economic strength and influence in recent decades, political, normative, and cultural power remains overwhelmingly in the West, creating structural global imbalances which need to be corrected. At the same time, Asia's ascendancy could be jeopardized by regional divisions caused by great power contest. If Asia is to return to its historical economic dominance in the 21^st century, not only must Asian countries continue to grow their economies, they must also work with each other and with other non-Western countries to create a more equitable world order.

本文主要採用問卷調查的方式考察並比較了133名中國大學生的俄語學習策略和85名俄羅斯大學生的漢語學習策略使用情況,探討了性別和學習年限等個體因素對中俄學生語言學習策略使用的影響,以及優秀的漢俄學習者在具體學習策略使用上的差異。研究結果顯示,中俄兩國學生語言學習策略的使用率均為中等水準,俄羅斯學生的整體學習策略使用率略高於中國學生。其次,性別因素對中國學生俄語學習影響較大,但並未對俄羅斯學生產生顯著影響;而學習年限同樣對中國學生多項學習策略的使用影響均達到顯著水準,但僅對俄羅斯學生元認知策略的使用影響顯著。此外,在具體學習策略的使用上,中俄兩國優秀的三語學習者在6個大類的11項策略上呈現出顯著差異。最後,文章還據此提出了相應的教學建議。

產業發展促成企業對於新進入技術產業員工需求激增,然而,社會仍認為製造產業工作較不體面,污名相對傳統職業處於劣勢,進而提高新一代技術員工離職傾向。本研究的目的探討製造產業技術員工的職業污名感與離職傾向之間的關係;引入相對剝奪感為仲介變量、互動公正感為調節變量。本研究由回收505份有效問卷發現：(1) 職業污名感對離職傾向具有正向影響;(2) 職業污名感對相對剝奪感具有正向影響;(3) 相對剝奪感對離職傾向具有正向影響;(4) 相對剝奪感在職業污名感與離職傾向之間起仲介作用;(5) 互動公正感知負向調節職業污名感與相對剝奪感之間的關係,即互動公正感知越高,職業污名感與相對剝奪感之間的關係越弱,反之越強。研究提出建議供企業及相關領域參考。

國際中文教育學科建設是加快推動中文世界化的重要基礎,中文世界化則是海外塑造中國大國形象的重要途徑和依託,兩者目前都處於發展關鍵期、轉折期、鬥爭期,在理論體系、課程設置、發展環境、人才培養等方面都面臨著很大壓力,亟需高位推動,創新思路、國內外合作、統一標準、區別發展,在推動實現國際中文教育學科體系完善的同時,實現中文世界化並可持續發展,為世界文化和諧交流、共生共榮貢獻中國智慧。

濕地,作為地球上重要的自然生態系統之一,具有多重重要功能,其價值不容小覷。濕地對於生物多樣性的保護至關重要,在一定程度上促進生態系統的多樣性和穩定性,因此研究濕地遙感圖像分類,濕地遙感信息提取等領域的研究變得尤為關鍵。利用遙感技術,特別是高空間分辨率的衛星影像,可以更全面地解濕地的分佈、變化和特徵。澳門濕地以其豐富的生物多樣性和獨特的景觀而聞名,是遷徙鳥類的重要棲息地,也為遊客提供休閒的理想場所。本研究的研究區為澳門,其與在澳門濕地遙感圖像分割領域的過往研究相比,獨特之處在於本文不僅使用深度學習卷積神經網路（CNN）模型,還使用支持向量機（SVM）、隨機森林（RF）,進行多模型對比,且對各個模型的結果進行全面性能評估（多項參數指標）和目視解譯驗證,更加有效地證明本研究實驗方法的有效性和可靠性。本研究的難點則是遇到原始影像路環島海域雲霧天氣的干擾,以及對於海平面6m作爲濱海濕地與其他類別的分界綫難以明確等問題。結果顯示CNN模型和RF模型在澳門濕地提取的指標較好,CNN和RF模型的總體精度（OA）分別達到0.9325,0.9941,CNN與RF模型的Kappa係數分別為0.8988,0.9889。這表明在澳門濕地提取方面的高度準確性和可信度。本研究還對三個模型的分割結果圖像進行目視解譯分析,CNN模型的圖像分割結果要好於對照組RF模型的圖像分割結果,進一步驗證CNN模型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運用問卷調查方法,對澳門地區澳門籍大學生養親、敬親、祭親三個層面的孝文化實踐狀況進行調查研究。初步分析表明,澳門大學生孝文化實踐在不同層面上有不同的特點。在養親層面上,澳門大學生孝文化實踐較為積極,但在程度上有差異。在敬親層面上出現了兩極分化,一方面被試積極地與父母溝通關心父母並且在兩者觀念一致時努力,另一方面對於父母管教的態度容易不耐煩,還會經常使喚父母並干涉父母的生活習慣。在祭親層面上,保留一定程度的祭奠,但被試更關注親人生前的互動與相處。澳門大學生孝文化實踐展現出來的特點,反映了澳門地區大學生仍然在踐行著孝文化實踐,但是對於孝文化傳承具有選擇性和時代性。

「A_度量+V」的三向詞彙化在隱喻和轉喻機制的作用下完成。A度量的隱喻是三向詞彙化的前提,通常由具體的度量域向其他與之具有相似性的認知域引申。詞彙化中動詞的變化比較複雜,決定了三向詞彙化的走勢。伴隨著動詞性的降低,V由具體動作域向抽象動作域投射;而隨著體詞性或描寫性的增長,V分別轉喻為名詞和形容詞。在共現、構式壓制和雙音節韻律張力的推動下,隱喻後的A度量與隱喻後的動詞詞彙化為動詞性「A度量+V」,與轉類後的名詞、形容詞分別詞彙化為名詞性「A度量+V」和形容詞性「A度量+V」。

興兒是《紅樓夢》中的小人物。他出場次數不多,但其語言簡潔生動、幽默傳神,堪稱個性化話語風格的典範。文章以《紅樓夢》霍克思英譯本為研究對象,通過分析霍譯本對興兒話語在人物稱謂、修辭美學及話語語篇三個維度所運用的翻譯策略,管窺霍譯本在小人物話語風格與形象重塑上如何見微知著,實現原文本的跨文化經典重構,使目的語讀者得以像源語讀者一樣理解和欣賞作品,獲得同樣的閱讀感受和體驗。譯者對小人物話語細節進行解碼、闡釋、翻譯等文本迴圈和文化活動,也是《紅樓夢》實現異域經典化的一個重要因素。

通過使用角叉菜膠致足腫脹模型,驗證烏司他丁（Urinastatin, UTI）通過抑制膜結合型前列腺素E2合酶1（Microsomal Prostaglandin E Synthase-1, mPGES-1）達到抗急性炎症的療效,並發現UTI對心血管無不良反應。40只SD大鼠隨機分為對照組（n=10）、模型組（n=10）、烏司他丁治療組（n=10）、塞來昔佈治療組（n=10）。利用角叉菜膠致大鼠足腫脹,造模第0小時給藥,其中UTI組尾靜脈注射給藥,對照組與模型組皆以同體積的生理鹽水進行尾靜脈注射。對4組動物造模後0h、1h、2h、3h、4h、5h的足體積,血漿白介素6（Interleukin- 6, IL-6）、腫瘤壞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單核細胞趨化蛋白-1（Monocyte chemotactic protein-1, MCP-1）、肌酸激酶同工酶（Creatine kinase isoenzymes, CK-MB）、B型鈉尿肽（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 BNP）濃度水準,足部mPGES-1、環氧化酶-2（COX-2）基因表達水準。造模後第2h開始模型組、UTI治療組與塞來昔佈治療組足體積均有增加,而UTI及塞來昔佈治療組在造模後第3h足體積開始明顯下降。與對照組相比,模型組的足體積均有明顯增大（P<0.05）,血漿IL-6、TNF-α、MCP-1水平均較對照組明顯升高（P<0.05）。UTI治療組與塞來昔佈治療組血漿IL-6、TNF-α、MCP-1水準較模型組有明顯下降（P<0.05）,UTI治療組血漿CK-MB、BNP水平均與對照組無差異（P>0.05）,而塞來昔佈治療組CK-MB有明顯上升（P<0.05）。UTI與塞來昔佈治療組足部mPGES-1基因表達水準較模型組明顯下降（P<0.05）,而UTI治療組COX-2基因表達水準較模型組無明顯差異（P>0.05）。烏司他丁很可能通過特異性靶向抑制mPGES-1基因表達,達到抗炎作用且減少心血管損害。

作為與中國有著密切地緣關聯的日韓留學生,一直以來都是漢語學習的重要群體,他們對漢語文化具有充分的認知和理解,可以更好地推動中國與周邊國家的文化交流、增進東亞人民之間的友誼。從地理符號學的研究視角觀照東亞,尤其是日韓留學生的漢語文化教學,可以豐富對外漢語文化教學手段、更加熟悉並親近中國地理語言文化環境、促進儒學文化圈的交流互通、增加社會語言文化實踐內容、開發多媒體教學資源、推動語言景觀分析的深入發展。

隨著國家「一帶一路」政策的推進,對外經貿文化交往愈發頻繁,而傳統外語專業教學模式已經無法滿足當今的社會發展,在越來越多的用人單位中,外語僅被視作一門工具,並要求應徵者具備其它非語言知識的儲備,因此,培養應用型複合雙語人才成了當務之急。鑒於此,許多院校開始對外語專業教學實施成果導向教育（OBE模式）,即以學生的學習成果作為目標而進行課程設置。然而,與英語、日語等已成體系的語種不同的是,葡萄牙語等非通用語種面臨著師資力量不足及教學資源匱乏等一系列問題,很難在短期內全面推動OBE模式,本文將著重分析葡語教師發展困境並探討解決方法。

瞭解澳門常住居民華支睾吸蟲病預防的健康信念現況及移動短訊健康干預效果,為進一步開展專項健康教育提供依據。本研究使用問卷現況調查和類試驗干預研究法,於2020年11月至2021年11月期間,在澳門採用分層隨機抽樣方法邀請居民填寫健康信念問卷,並在此基礎上招募自願者開展短訊健康干預類試驗研究。試驗所得數據以卡方檢驗、非參數檢驗和等級相關進行干預前後差異變化和相關性分析。研究共回收有效問卷262份,居民總體知識合格率為52.3%。年齡層與感知疾病的威脅、最近進食情況與感知疾病的威脅間存在差異(p<0.05);最近進食情況與感知健康行為障礙變數間存在差異(p<0.05)。受訪者中有74人自願參與健康教育隨訪,本研究將受訪對象分設為干預組和對照組,經干預期後,對應知識合格率分別為93.5%和94.6%。兩組受訪者干預前後的健康信念情況無差異。兩組受訪者干預前後知識得分均有提高,干預組平均分由1.98升至2.74分,對照組由1.89升至2.68分,兩組內差異均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在干預後,干預組以行為平均分最高,感知健康行為障礙最低。對照組則感知嚴重性最高,行動線索最低。比較干預組自身干預前後情況,發現感知疾病的威脅、行動線索和行為在干預後存在差異(p<0.05),對照組則有感知嚴重性和行為存在差異(p<0.05)。基線階段顯示知識與多個對應健康信念變數存在相關(p<0.05)。比較兩組知識干預前後情況,干預組知識與感知嚴重性變數持續有相關(p<0.05),對照組則在干預後有知識與感知嚴重性、知識與感知疾病的威脅、知識與感知健康行為益處變數相關(p<0.05)。結果發現干預組自身健康信念變數相關情況較干預前階段有增加,對照組則減少。兩組相關情況共有的是感知嚴重性與感知疾病的威脅、感知疾病的威脅與行為(p<0.05)。本研究應用健康信念模式,獲得了干預線索,有助澳門日後配合全國人體重點寄生蟲病現狀調查和調查後跟進教育。通過移動健康短訊干預,居民在相關疾病知識掌握和預防行為選擇方面有所改善,為未來在澳門開展相關健康教育提供啟發。

本文探討了在傳染病防控和患者隱私之間尋找平衡的重要性和複雜性。以新型冠狀病毒感染（COVID-19）和愛滋病（AIDS）爲案例,本文分析了這一平衡在法律框架下如何實現,幷提出了相關的法律和道德考慮。文章指出,雖然中國法律對患者隱私權有嚴格保護,但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爲保障公共健康,可能需要適度克減私人權利。在探討新冠病毒防控中的隱私權問題時,本文強調中國法律中的個人信息保護和公共衛生安全之間的平衡,提出了數據保護和最小化信息原則等策略。同時,文章通過分析愛滋病防控中的隱私權與生命健康權之間的衝突,展示了法律在解決這些衝突時的作用,幷建議醫療實踐中應更明確地界定這兩種權利之間的平衡。本文的結論是,傳染病防控和患者隱私之間的關係需要在法律、技術和教育的基礎上不斷地進行調整和權衡,以保障個人尊嚴和公共衛生安全。

金庸武俠作品在開啓中國故事本土化與國際化的敘事流動空間中,承載著豐富的中國故事,內嵌著獨特的武俠精神,以富有魅力的人物語言、高深莫測的中國功夫、生動立體的英雄形象將中國語言文化傳遞給世界。探尋金庸武俠作品如何從粵港澳大灣區出發,面向全球,成為世界理解中國的一扇窗。首先,立足國際中文傳播與國際中文教育研究交叉重疊的學術邏輯,釐清國際中文傳播視域下金庸武俠作品的理論背景與研究價值。其次,從「共賞：語言、文化、歷史、習俗的薈萃」「共情：英雄情結、俠義精神與文化內核」「共話：新秩序的追求與新世界的想象」等方面進行調查研究,深入挖掘金庸武俠作品的獨特人文內涵與跨文化溝通作用。最後,以文明互鑒為旨歸,探討國際中文傳播視域下運用金庸武俠作品進行國際中文教育的有效策略：在語言文化教學中促進跨文化理解、在文化交流實踐中增進文化符號解讀、在融媒體傳播中增強中華文化影響力,進而以金庸武俠作品為載體,建構一個國際中文傳播的「想象共同體」,探索推動國際中文傳播的實踐進路。

法蘭克方言和盎格魯—薩克森語都是源自波羅的海沿岸地區的日耳曼語方言。古法語是日耳曼語法蘭克方言與拉丁語、原初高盧—羅曼語接觸而後形成的混合語言,九世紀來自北方的諾曼人佔領塞納河下游和科唐坦半島,帶來日耳曼語諾曼方言,高盧—諾曼語是一種長期經歷了語言接觸和語言融合的拉丁語化方言。十二世紀以後法蘭克王國北部出現多伊爾語,十五世紀多伊爾語擴展到法蘭西南部地區,南部、北部高盧—諾曼語諸方言的混合產生了中古法語,十六世紀法蘭西王國出現了早期現代法語。1066年諾曼第征服改變了英格蘭的社會文化、語言和文學,英格蘭開始多語言時期,而盎格魯—諾曼語成為宮廷語言和官方語言。拉丁語成為教會、教育的書面語言,盎格魯—薩克森語成為本土人的交流口語。盎格魯—諾曼語是古法語的一種方言。莎士比亞戲劇中,從《約翰王》到《理查三世》、《亨利八世》,包含一些法語詞語,法語語句,英語法語混合語句,甚至提出了國王英語、純正英語等早期現代英語的觀念,《李爾王》中的法蘭克國王是一種虛構的歷史假像。英格蘭約翰王到亨利六世、理查三世的時期,屬於法蘭西的多伊爾語、中古法語時期,亨利八世時期的法語屬於早期現代法語。但是在莎士比亞戲劇中沒有表現出不同時期的法語演變狀況,劇中作為外語的法語可能近似於十六世紀後期倫敦商人口中的法語,這是一種簡陋的、隨意的混合外語。作為明顯的口語法語,莎士比亞戲劇中的法語在拼讀上有較多的錯誤。

語氣詞「吧」一詞多能,屬於意義複雜的語法結構,其內部功能類型又存在較大的難度差異,在二語教學實踐中,往往進行無元語言規則講解的隱性教學。基於這一情況,本研究遵循Housen & Pierrard（2005）隱性教學的6個特徵,採用無元語言規則講解的隱性輸入教學方式對4名英語母語者被試進行為期半年的跟蹤實驗,實驗包括基於情景導向的主題訪談式隱性教學輸入和情景再現的自然對話測試。實驗結果表明：（1）以情景為導向的隱性教學對意義複雜的語氣詞「吧」的習得是有效的,「吧」的運用能力總體呈非線性提升;（2）不同水準的英語母語者隱性教學的效果存在差異性,隱性教學對語氣詞「吧」不同功能項的影響也具有選擇性。

本文從漢字的起源和造字原理出發,分析漢字的結構特徵與基本的設計方法。立足於當代設計的語境,闡述基於電子計算機介入設計所帶來的技術革命,從而導致當代文字設計在理念與方法上之全新升級。同時使用這種理念與方法從形與意的結合、字形本身的塑造、字詞句的組合、文字與輔圖的結合等幾個方面對漢字設計的路徑進行探究與解析。

The meteoric rise of ChatGPT has ignited the so-called “chatbot tsunami,” propelling AI chatbots into the vanguard of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his study conducts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AI chatbot research from 2000 to 2023, harnessing bibliometric and content analysis methods facilitated by VOSviewer software. Quantitative and visual analyses of 1,236 relevant documents retrieved from the Web of Science in May 2023 unveil AI chatbots as a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domain. The most influential authors are identified from three distinct fields: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human-related, and computer-related research. Key research foci encompass AI technologies, digital health and education, conversational AI, COVID-19 applications, customer service, and sentiment analysis. Building upon the bibliometric findings, we delineate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of AI chatbot research and propose a conceptual framework to guide future endeavors. Furthermore, we outline prospective research avenues for AI chatbots, including advancements in AI capabilities, optimization of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design, and fostering interdisciplinary synergies. This comprehensive review elucidates the AI chatbot research landscape, offering valuable insights to steer both academic pursuits and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in this burgeoning field.

自〈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 GDPR）及〈施雷姆斯案〉（Schrems Ⅱ）生效後,寰球數據流動進入標準合同條款時代。促進內地與澳門特區的跨境數據傳輸,是建設「電子灣區」以及與葡語國家數字貿易港的應有之義。SCCs以其便捷性與實踐性,系現有法律工具箱中可推動先導性創新並打破制度壁壘的首善之選。「9+1」傳輸結構僅為起點,SCCs的規則銜接應指向「1+1+1」的制度未來。兩地合同條款在包括有關概念、適用前提、具體內容及程序等諸多方面存在差異。橫琴深合區具備頂層設計及「自下而上」的動態規範結構,在立法、行政、司法上保留著相當的制度彈性,為兩地的合同條款規則銜接提供試驗平台;其現有的體制改革經驗,如「一地兩檢」、法定機構的分工等,亦可作為SCCs系統協同的參考。在充分認識到兩地制度性差異的前提下,以粵澳深度合作區的制度創新為契機,可奠定標準合同條款基本原則與框架,消彌專業術語分歧,然後通過協議推出樣本合同,在執委會內設機構負責監督執行,從而構建「規則共商、平台共建、機構共管、成果共享」的聯動發展局面。如此可期實現對粵澳乃至區域信息產業與居民福利的提升,同時有效保障數字人權,為跨境數據流動提供帶有中國特色的「大灣區方案」。

From a black feminist perspective, especially Narayan’s theory on “epistemic privilege”, the paper examines the cross-racial female relation in Toni Morrison’s A Mercy, focusing on two pairs of friends - Lina and Rebekka, and Florens and Daughter Jane. In each relation, the two women, who are in different racial and class backgrounds but are both outcasts of the hierarchic society in the colonial new land, make an attempt to form a bond with each other. However, the relations head to opposite directions and end differently. The friendliness between Lina and Rebekka does not turn into a political solidarity because they are outsiders of the knowledge of “epistemic privilege” they respectively own, and their relation is greatly influenced by patriarchy and supremacy. On the contrary, Florens and Daughter Jane develop an interdependent and reciprocal relation as they bear witness to each other’s untold misery, which leads to their denial of being defined by the dominators and assimilated by supremacist notions. Their friendship bridges the racial differences, functioning as the healing power to help them seek for subjectivity and political solidarity against the same social oppression upon them. Through these two pairs of friends, Morrison illustrates the difficulty as well as the possibility of forming cross-racial sisterhood in slavery. The openness to the women of other races and the willingness of building connection with the other may not only give birth to a female community on the basis of equality and mutual benefits but also contribute to their personal growth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Literature on GM foods reports often examined article tones in general, omitting the differences in various social actors' attitudes. To explore such differences, we conducted a comparative framing analysis of news reports on genetically modified (GM) food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wo large markets of GM foods, to examine (1) the use of frames on GM foods; (2) who has more power in defining the risks of GM foods and (3) the tones towards GM foods of the sources in each country. We used both article and source assertion as the unit of analysis. By content analyzing 267 news articles on GM foods from 2014-2023, including 126 from the People’s Daily (PD) and 141 from the New York Times (NYT), we identified the frames, sources, and tones of each article. We also identified 1,496 source assertions to examine the tones of each source. Results showed PD used more treatment responsibility frame than NYT, while the latter used more conflict and causal responsibility frames than the former. While both publications primarily published neutral articles, NYT published more anti-GM food articles than PD. The NYT used a broader range of sources and more anti-GM food sources than PD, while PD cited more pro-GM food sources. The two newspapers both held neutral attitudes toward GM foods. By reporting both sides of the opinion on the issue, most news articles framed it as uncertain rather than having harm or benefit to human society, which may lead to public confusion about GM foo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