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本土中文教材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核心問題在於本土中文教材應納入哪些文化、納入「誰」的文化以及如何納入。文章以阿聯酋本土中文教材《跨越絲路2》和泰國本土中文教材《天天漢語—泰國中學漢語課本3&4》為對象,運用內容分析法對教材中文化呈現的內容與方式進行編碼與統計。研究發現：（1）文化呈現嚴重失衡,教材偏重目的語文化,且當代中國文化遠多於傳統文化,本土文化次之,世界文化最少;（2）文化呈現內容仍停留在知識導向層面,難以引起學習者的深層次反思;（3）目的語文化通常編排在教材的固定體例板塊,而本土文化呈現較為分散;（4）目的語文化和本土文化之間的跨文化對比雖有呈現,但範圍有限。本研究基於上述分析,對未來本土中文教材文化內容編寫提出建議。

本文基於多模態隱喻理論,首先指出漢語文化負載詞的多模態隱喻是一個通過語義映射「從滲透到互助」的轉變過程。其次,在其教學中應注意「對比」;初級階段使用「翻譯策略」和「形象法」,中級階段「以舊帶新」,高級階段引導「中式思維」;隱喻重點上,綜合課應關注基本意義、文化內涵、比較與交際;聽說課應關注運用場景,讀寫課應關注歷史來源和書面表達。基於MAP模型,本文設計漢語文化負載詞教學方案,並通過20人教學對比實驗評估其效果。研究結果表明,使用多模態隱喻教學法的學生成績優於傳統教學法,且較傳統教學法在提升詞彙產出方面更具優勢。本研究為國際中文教學中的文化負載詞教學提供新視角與實踐指導。

「中文+職業技能」教育作為國際中文教育與職業教育融合發展的創新教育形式,致力於滿足各國民眾學習中文和發展職業技能的雙重需求,體現中國作為中文母語國負責任大國形象。以日本經驗為對照,分析發現中日「語言+職業技能」教育在以語言教育賦能勞動者職業技能提升、遵循語言國際傳播客觀規律和尊重學習者需求三方面存在相似性,且在學生來源國別分佈及職業行業分佈上存在部分重合,但在語言習得環境、深層動機觸發等方面存在差異。通過教學對象、學習動機、施教主體和教學資源建設等方面對比,發現職業技能日語教學在教學對象學習動機深固、官民並舉—企業為主組織教學、教學資源建設靈活開放等方面有值得借鑒之處。受此啟發,我們認為「中文+職業技能」教育應進一步做好學習動機管理,提高中文學習附加值;促進走出去企業深度參與「中文+職業技能」教育;提高「中文+職業技能」教育資源可及性,創設開放、包容、易觸達的資源共建共用環境。

中國澳門屬微型經濟體,不易達致多元化生產,脆弱性突出。即便如此,回歸25年地區人均生產總值依然位處世界最前列,就業職位增加,物價平穩,政府財政收入豐厚穩定,人民預期壽命超越先進國家,這些超常規發展成就,堪稱經濟奇蹟,如何做到?本文細析特區政府多項政策,包括顯著改善治安,又引入巿塲競爭機制改革博彩制度,並構建全方位教育體制大力發展教育,完善福利制度,增建基礎設施等,可得出一核心結論,澳門成功原因是政府與市場同向發力,互為補充。穩定政府、高效立法會、因教育改革而提升公務員專業能力,皆有利於經濟發展與社會服務,博彩業高比例間接稅則使到特區政府擁有雄厚財力,因而有能力為政府推動政策時提供必要物質條件。

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前,中國與納粹德國關係曾相當密切。1941年中國對德國宣戰後,作為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的蔣介石對德國採取複雜且矛盾之政策立場。一方面,他將德國軍事行動與中國抗日戰爭相互聯繫,試圖借助同盟國合作抗擊軸心國;另一方面,他對德國軍事技術保持關注,並計劃利用德國科技人才進行戰後建設。然而,蔣介石對國際形勢的判斷往往過於理想化,例如其堅持認為日本必然進攻蘇聯的預測,以及對德國戰敗後人才利用計劃的期待,均與實際發展存在較大偏差。值得注意的是,蔣介石在對待戰敗德國問題上採取將德國民眾與納粹政權區分對待的傾向性政策。这種政策取向雖體現出一定的現實考量,但也反映出其對德國軍事現代化的借鑒過於著重技術層面,而對其制度根源缺乏深入認識。本研究通過考察蔣介石1941年後的對德政策,為深入理解這一時期中、德關係之複雜性提供新視角。

在現代社會中,旅行與電子遊戲是人們紓解生活壓力的重要手段。本研究旨在探討玩家遊戲體驗能否突破虛擬邊界,延伸至現實世界,進而引發前往遊戲場景原型的旅行意圖。以現象級遊戲《黑神話：悟空》為研究對象,該遊戲不僅取景自中國多省自然景觀,更深度融合中國傳統文化元素進行遊戲設計。基於「刺激—機體—反應」（SOR）理論框架,本研究以空間臨場感與社會臨場感為刺激變因,認知形象與情感形象為中介變因,系統探討這些因素對玩家旅行意圖的影響機制。通過459份有效問卷進行分析,結果顯示臨場感對玩家認知與情感形象具積極影響,而認知形象進一步顯著推動旅行意圖。本研究不僅驗證電子遊戲促進旅遊意願的內在機制,也為各類文化IP旅遊開發提供重要參考。研究成果既為旅遊目的地營銷提供實證依據,也為遊戲公司與旅遊部門間的跨界合作提出具體實踐路徑,對推動數位娛樂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具有普遍指導意義。

澳門刑法將主觀意圖作為區分洗錢罪與贓物罪的關鍵標準,而內地刑法則關注上游犯罪。中國內地刑法通說對「洗」及所洗之「錢」涵義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偏離了洗錢罪涉金融屬性。中國內地在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對洗錢罪的改動是當時因應FATF上游犯罪擴容要求之策,未來應回歸2006年修改前之科學設計,恢復由第191條作為單一的洗錢罪,並在此條進行上游犯罪擴容。基於此,本文通過恢復相關概念、邏輯、罪名體系的科學性及與國際公約的銜接以回應我國反洗錢的新形勢,解決自洗錢入罪後的法秩序不統一問題。

時間條件與限度條件是正當防衛認定的常見難題,二者在住宅內防衛中得到集中體現。城堡原則是解決這兩個難題的教義學成果。城堡原則源於英美法系,它在普遍法時期擴張防衛權,制定法時期則轉向限縮防衛權,但均屬於刑法解釋,而非刑法變更。城堡原則在我國司法個案中也有體現,應在借鑒的同時提煉出中國法語境的本土表達。在法理基礎上,城堡原則的「合理相信」相當於我國的「行為人認識符合一般人標準」;在具體適用上,住宅法益受到侵害時即具備防衛的時間條件;住宅內人員的人身法益受到嚴重暴力威脅,則具備使用致命武力的限度條件。

技術革新在將來的廣泛應用可能引起相應風險,這些風險包括未來技術多元化創造所帶來的技術風險與政治風險、智能化發展帶來的信息風險與倫理風險以及高效化應用帶來的社會風險和制度風險。與技術革新最為相關知識產權法應摒棄不合理滯後,以制度創新應對未來風險的人為性、持續性和不可逆性。一方面,知識產權法應當以「人類社會長久安定」為關鍵要素充實立法目的;另一方面,知識產權法調整形式應當將私人的人身、財產安全和公共利益的社會、國家安全納入風險評估範圍。此外,未來知識產權法律制度還應以全人類共同合作為向度,對未來知識產權的地域性突破奠定理論基礎。

迄今的第二語言閱讀能力研究多採用定性分析的方法，採用計量分析的研究相對不足。本研究在九部中外語言能力標準的基礎上建立描述語庫，通過詞頻統計、n元文法組提取、詞語相對位置提取，揭示描述語庫特徵，並據此構建第二語言閱讀能力基礎框架，包括閱讀材料範圍、話題範圍、認知水平、語言要素、閱讀速度、理解程度六個閱讀能力描述語的構成維度，八十三個指標。通過構建第二語言閱讀能力描述框架，我們得到以下三點啟示：關注二語學習者認知水平的描述、重視對於語言要素範圍的描述、加強閱讀能力描述語中的定量與定級描述。本研究積極挖掘語言信息處理手段在國際中文教育標準建設中的作用，為國際中文教育各類標準研究拓展新思路。

教師身份認同是教師專業發展的核心和重要內在驅動力。本研究通過敘事研究方法,依據反思日誌、課堂觀察、深度訪談等資料分析,探究一名國際中文教師在多語種教學改革虛擬教研室中的身份認同轉變。研究發現,教師在虛擬教研室中的身份認同轉變經歷如下過程：從邊緣參與者到積極活躍者、從理論信奉者到理論使用者、從教學熟練者到教學研究者,而教師發展需求與能動性、虛擬教研室的環境給養以及教學理論與實踐的互動則是教師身份認同建構的影響因素,本研究的結論可為虛擬教研室建設和國際中文教師專業發展提供啟示。

當代跨媒體製作知識產權（以下簡稱「IP」,即Intellectual Property縮寫）創作現象使傳統文學批評範式遇到挑戰,主要體現在IP創作把文本和商業產品鏈接在一起,文學批評介入後需要面對非文本性的、但卻和文學密切相關的IP創作產品。面對新的批評樣式,可以把非文本現象歸納為和文本意義相關的敘事現象。這種非文本敘事現象可以借用「敘演」這一概念。然而「敘演」僅僅概括IP鏈條中單一環節的非文本敘事,而要把所有的環節統一起來理解,還需要藉助「敘事事件組合」這一視角接合非文本敘事現象和文本創作。本文在此基礎上提出動態敘事美學設想,這一設想不僅是對IP文學創作的批評回應,也帶有對代表新技術趨勢的AI藝術創作的前瞻。

本文圍繞發展中國家經濟追趕問題展開探討,指出二戰後多數發展中國家受結構主義、新自由主義等主流理論影響,陷入貧困或中等收入陷阱,而東亞部分經濟體及中國實現快速發展。文章提出新結構經濟學理論,強調經濟結構內生於要素稟賦結構,發展應遵循比較優勢,需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協同,輔以適配的產業政策。該理論既解釋過往主流發展思路的失敗,也契合成功經濟體的共同特徵,為發展中國家結合自身稟賦、借助後發優勢實現可持續增長與趕超提供新理論指導和實踐路徑。

城市作為經濟活動的中心,面臨著人口增長、資源枯竭和污染帶來的壓力。迴圈經濟為傳統模式提供一種更綠色的替代方案,有助於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然而,盲目追求迴圈性可能損害長期可持續性。與發達經濟體相比,新興經濟體的迴圈經濟實施仍然較少。關於城市迴圈經濟與可持續性之間的關係仍存在爭議。本研究分析發展中國家所採用的迴圈經濟原則,旨在監測和評估城市迴圈性與可持續發展目標的一致性。研究結果表明,隨著時間推移,定義中提及的迴圈經濟原則數量有所增加。環境指標與多項可持續發展目標高度契合,經濟指標與可持續發展目標第八項和第九項相關,社會指標則與第二項和第三項相關。此外,研究指出,數字技術在提高效率方面具有巨大潛力,並宣導採用多維度的方法。本研究的創新之處在於深化對城市迴圈性的理解,識別新興經濟體中各項指標與可持續發展目標之間的聯繫,並突出數字技術的關鍵作用。

澳門半島在二十世紀中葉以前因淡水資源缺乏,水井成為維繫社會運轉的核心基礎設施,影響澳門的城市產業格局與社區形態。本文分析澳門擔水小販行業、茶樓食肆行業、屠宰業與洗衣業等部分社會民生行業對水井的依賴,闡明水井不僅是當時民眾的生活水源,更是前工業化時期澳門半島社會產業發展的基礎保障。澳門傳統水井系統經歷三重價值轉換：從生活資料,轉為生產要素,最終蛻變為文化符號。這種通過功能置換而非簡單封存來實現歷史空間可持續利用的做法,可為微型城市文化產業遺產保護提供範式參考。

五月詩社是澳門第一個高舉現代主義旗幟、普及現代詩歌理論、推動現代詩創作的民間文學社團。人們在回顧五月詩社的歷史地位時,往往將焦點放在它對現代主義詩潮的介紹和傳播上,卻鮮少深入討論其內部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成員如何將個人不同的詩意追求讓渡於一個統一的文學理想。五月詩社的成員時常在「鼓勵創作」與「追求先鋒」之間遊移,他們深陷悖論的漩渦,卻並未瓦解其精神,背後的動力源自一個念茲在茲的文學形象。在五月詩社的努力下,「詩城」於焉形成。本文希望借描述五月詩社的文學實踐,突顯澳門現代主義詩歌運動被忽視的面向。

港澳作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在國家發展中擔任著重要角色。近年來在國家支持下,港澳應更加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推動國際交流,成為國家雙向開放的橋頭堡。澳門致力於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和「中葡商貿合作服務平台」,與香港共同形成重要的國際合作力量。港澳擁有高度開放和國際化的優勢,並在市場經濟發展上積累豐富的經驗;相比內地,港澳在市場規則、資本運作等方面的經驗更加成熟,能有效解決內地市場化過程中面臨的問題,如房地產週期和市場監管等;在品牌與標準創新方面,港澳也有獨特的潛力。儘管中國有優質的葡萄酒和茶葉等產品,但缺乏國際認可的品牌形象。這需要在市場營銷和品牌塑造上進行創新,以提升中國產品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此外,港澳在中藥材現代貿易平台建設上也展現創新潛力。香港作為國際貿易中心,可以利用其法治和公信力,建立一個獨立、專業的中藥材交易平台,促進交易透明和保障產品品質。在社會和文化交流方面,港澳也發揮了重要作用。習近平主席指出港澳在促進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方面的特殊角色。港澳公益機構和教育機構,如民心港人子弟學校,正在為內地的高質量發展提供新思路,促進社會融合和多元化發展。總結來說,港澳的創新不僅限於經濟領域,還涉及社會、教育和國際合作等多方面。透過強化產業鏈上下游的合作,港澳能更好地利用自身優勢,推動國家高質量發展,並在大灣區的發展中發揮不可或缺的作用。

澳門歷史城區積澱著四百多年來澳門中外文化交流的痕跡,其語言景觀融合歷史與現實的多重文化意涵,具有重要且獨特的樣本價值。本文採用田野調研方法,在澳門歷史城區的五個抽樣點收集共一百六十個標牌樣本,結合三維度分析模型中的實體維度,描寫並分析澳門歷史城區語言景觀的語碼分佈狀況、抽樣點語言景觀差異、官方和非官方標牌對比等,並根據場所符號學理論考察語言景觀中的語碼使用規律。研究結果顯示,當前澳門歷史城區的語言景觀特徵表現爲：多語現象顯著,以中文為第一主導語碼,同時延續中葡雙語政策,以葡文為必選語碼。適配於英語的國際通用語言地位,澳門歷史城區語言景觀除中葡雙語之外,多以英語作為主要輔助語碼,並以日語作為次要輔助性質的東亞語碼。研究者在調查中還發現少量拉丁語樣本,其在樣本總量中占比最低。在語碼置放方面,中文始終作爲語言標牌的最顯著語碼,其多語碼顯著序次為：中、葡、英、日、拉丁。採用「上下置放+字體差異」、「上下置放+字體差異+文化信息」、「立式置放+方位差異」等模式,在空間、視覺和内涵層面對顯著語碼進行强化處理。澳門歷史城區語言景觀的歷史層次豐厚,在有限的空間之内密集映現近五百年的時間元素,達成歷史與當代持續對話、文化來源多元而相互融合的語言景觀面貌,由此實現時空高度凝聚的文化書寫。

在國際中文教育中,文化教學與漢字教學佔有重要的地位。本文以《說文解字》〈蟲部〉的三十二個農林害蟲字為對象,探究這些漢字反映的上古生態文化並進行解釋,旨在挖掘其對於國際中文教育文化教學與漢字教學的價值。研究表明,上古時期穀物蟲害和樹木蟲害突出,穀類生態系統和樹木生態系統因農業發展而失衡,致使蟲害嚴重。而竹類蟲害罕見,主要原因在於竹類生態系統的穩定。上古蝗災主要指由東亞飛蝗引發的穀物蝗災,黃脊竹蝗所致的竹類蝗災在上古幾近於無,這與當時的生態環境條件密切相關。上古環境保護制度雖已存在,但在穀類生態系統和樹木生態系統方面的成效欠佳,對竹類生態系統卻有一定保障,並且生態系統的穩定性與環境保護制度存在雙向影響。〈蟲部〉的農林害蟲字見證上古時期的生態變遷,也為生態文化的傳承及反思提供文字依據。本研究的成果將豐富文化教學和漢字教學的內容,也為教學資源開發和教學實踐提供支持與參考。

在全球化語境下,跨國移民群體的宗教語言實踐成為權力關係與身份協商的重要場域。本文以新加坡興化崇拜教會的莆仙方言——普通話雙語佈道為案例,結合系統功能語言學下Margaret Berry的輪換結構模型與福柯的微觀權力模型,分析傳道者與口譯者在宗教話語中如何通過語言策略實現權力關係的動態協商。研究結果發現,宗教權威並非靜態授予,而是通過輪換控制、語步設定與知識—權力機制被即時建構與協商。傳道者主要扮演「主要知者」角色,主導命題設定與教義解釋,通過層級監視、檢查等微觀權力技術掌控話語權力並協商宗教權威與自我權威;口譯者為「次要知者」,通過語義調整、施受關係轉換等策略,隱性參與權力協商,重構信仰邏輯並強化群體認同。研究揭示宗教話語不僅是信仰表達的媒介,更是微觀權力運作與身份認同的關鍵場域,為理解華人跨國移民社群中的語言權力互動、身份認同提供新的實證路徑與理論視角,給海外漢語方言續存帶來啟示。

本研究以澳門博彩旅遊為背景,基於前景理論和服務補救理論,探討服務補救對遊客滿意度和重訪意圖的影響機制,並引入容忍度、損失厭惡度及感覺尋求人格特質作為關鍵變數。通過對四百七十名參與博彩活動的遊客進行問卷調查,採用偏最小二乘結構方程模型（PLS-SEM）分析資料。結果表明：服務補救（程式正義與交互正義）顯著提升遊客滿意度;容忍度、損失厭惡度對滿意度具有顯著正向影響;滿意度進一步正向預測重訪意圖;感覺尋求人格特質強化滿意度與重訪意圖的關係。研究結論為博彩旅遊場景中的服務補救策略提供理論依據與實踐啟示,強調需關注遊客心理特質與金錢損失情境下的差異化管理。

西塞羅自然法思想從古羅馬發展到近現代,「善」和「責任」、「理性」和「真知」、「正義」和「愛國」作為其思想內核對世界法律發展和哲學思想影響深遠。對善的追求自然產生責任感,對真理的求索呼喚理性,對正義的堅守需要勇氣和愛國主義精神。本文結合當今中國社會實際,探索西塞羅自然法思想的合理內核對中國司法實踐、法律發展和社會治理的理論和實踐意義。其善的思想、平等思想、愛國主義精神等對於新時代公民精神的培育有著借鑒意義。

香港文化期刊《盤古》於1967年3月至1978年7月出版,在1970年代的左傾主義文化迷狂中,《盤古》以「反獨」與「回歸」為思想主線,展現出海外華人保釣一代的理想主義激情;他們抱定中國文化本位主義立場,抵抗港台現代主義思潮的西化傾向、反思新亞精神的意識形態偏見陷阱。在詩史意義上,《盤古》發掘、傳承早期何其芳、卞之琳的象徵主義和九葉派的現代詩歌脈絡;在詩學意義上,著重探討表現論與實用論在中國新詩批評中的運用。在「放眼世界,認識祖國;關心社會,爭取權益」的思想浪潮中,《盤古》同人展現出資本主義批判、服務弱勢群體的青年擔當。凡此種種文學與社會運動,無不扮演著具有思想獨立性的歷史中間物,形成一種對中國文化主潮的補闕拾遺。

海外投資保險中的違約險是擔保東道國政府違約風險的政治風險險種,其承保範圍關係著中國海外利益的保護範圍及海外投資保險制度的完善。然其承保範圍在國際層面尚未形成統一實踐,有待進一步釐清。中國雖設立違約險,但其觸發條件嚴苛,保險理賠依賴投資者取得的勝訴裁決,而對投資者求償無門、司法不公的情形不予覆蓋,使得保險保障功能受限。為此,中國信保應將違約後拒絕司法納入海外投資保險的承保範圍,並應在現有違約險框架中明確以拒絕司法情形作為核心觸發條件,以完善我國海外投資保險體系,提升對「一帶一路」沿線投資的政府違約風險保障能力。

2024年是中國與巴西正式建立外交關係五十週年,作為發展中大國和全球重要的新興市場國家,兩國務實合作成果豐碩。隨著習近平主席2024年11月成功對巴西進行國事訪問,中巴關係開啓下一個｢黃金五十年｣。在此背景下,此研究關注中巴教育合作與交流及孔子學院發展建設,在巴西開展實地調研,通過問卷調查、工作觀察等方法收集相關數據。經分析梳理,本研究將呈現在孔子學院的促進下,中國與巴西高校合作與交流的整體發展狀況及未來趨勢,同時擇取個體案例進行詳細闡述,展示可示範的具體做法和發展建設思路。